采访中，多位受访者对于经济形势的研判、货币政策目标，以及央行政策的效力等均存在诸多分歧，对于改革与增长的优先次序也是各抒己见。

化解产能过剩，激发市场的竞争力与活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创业创新创造条件，扶持小微企业创新发展，为经济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进入专题： 政府工作报告 新常态 经济增速 对外开放 。事实上，不仅从出口、投资和消费的需求角度看，我国经济仍具有较好的潜在增长能力，而且从结构优化、成本下降、要素改善、效率提升等供给角度看，在改革和创新推动下会有更大的增长潜力。如果能够成功地推进各项市场化改革，将释放新的全要素动力，使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中高水平。具体来看，若在政策刺激下住房成交量回升、房地产市场企稳，同时出口回升态势也较为明朗，则再次降息的可能性就小。从经济增长动能看，内需不振叠加通缩压力导致增长动能减弱。

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推进制造大国升级为制造强国。未来应在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速的同时，加快调结构进程。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

美国国务院也会从外交角度提出意见，不过财政部在这类议题上不愿意接受指挥，需要白宫层级的国家安全会议进行整合。但实际上，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也一直在完善其相关政策、推行重大改革。林特纳在截稿前未回应《财经》采访要求。此后一直到今年3月12日，都只有零星国家加入，除新西兰外，还都是亚洲国家的自娱自乐。

建立一整套制度、秩序和机制，或许还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探索与磨合期。亚行行长中尾武彦近日也表示，亚投行向亚行咨询的事项包括基础设施业务的招标规则和物资的采购方法等，同时亚行开始与中方共享经验、技术和专业知识，并在实际成立后考虑与亚投行展开合作。

以亚投行为代表的，是一系列中国提出或参与的金融安排——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丝路基金，再加上较早时候提出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构想，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分析，中国提出的这一系列金融安排，主要目的是用于弥补严重滞后的亚洲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在此层面上寻求区域内国家和外部国家的利益共同点，并扩大合作空间。这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者之一的英国代表独具慧眼，可惜力不从心，美国的力量占了上风。不少西方国家分析人士认为，筹备期间聘请他为法律总顾问，这一招实在高明，一开始就让世人领会到亚投行的用人之道。虽然世界银行由美国一手建立，其把控的否决权备受诟病，但在日常运作中世行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

就此，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强调，我们要更多考虑到，亚投行是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需要考虑他们的诉求，而西方提出一些的规则，中国并不认为是最佳的。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亚洲地区并不缺乏资金，缺少的只是融资机制，因此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以充分利用本地区充裕的储蓄。成立亚投行难，把亚投行办成一流的有良好治理机制的多边机构更难。

一位有着丰富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希望借由多边机制，分散风险。

以搬迁补偿标准为例，会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将以实效而非标准的高低作为检验标准。不过由于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并未加入亚投行，根据GDP水平和出资实力，中国在前期仍会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

中国这样一个新手，能否把自己的战略意图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需求和利益相结合，能否娴熟得与已有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结合好，这期间将充满博弈，中国也会在博弈中不断权衡取舍。亚投行的成功接下来面临着如何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如何制定标准、如何提高投融资效率等挑战，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将开放、协商和合作的多边理念作为广泛共识，在日常运作中保持亚投行的独立性。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导多边机制，欧美国家对中国政府是否将依循国际标准和原则，或意图将该银行当成推进外交利益的媒介始终特别关注。而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主推动的以基建投资为重心的开发性金融模式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据《财经》记者了解，作为一个初创的多边开发银行，初始融资成本高一些是可以接受的，亚投行还可以通过集约管理成本等方法弥补。印尼财长近期先于香港表达了首都雅加达希望和北京竞争成为亚投行总部的意愿（而实际上在2014年10月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中，已经确定北京为总部所在地）， 后又表示印尼至少该得到副行长的位置。

据《财经》记者了解，日本在决定是否加入的过程中，更在乎的是能否和中国在银行内平起平坐，毕竟日本还未能接受在亚洲当老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在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表示，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周期长，收入流不确定等因素，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难度。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0年完成改革方案，经过各国理事批准，但是被美国一票否决，搁置至今。相较于世行、亚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创建之时，如今交通和通讯等条件大为改善，董事们即使身处各方亦能实现顺畅沟通，加之日常需要董事会决策的事务也大为减少，出于行政效率和精简机构考虑，亚投行决定不设置常驻董事会。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表示，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亚投行在组织架构的一个重要创新是不设常驻董事会。

亚洲的区域性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已显露无遗，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错配、亚洲金融市场的债务期限错配，以及金融结构的错配至今仍然影响着亚洲经济发展。亚投行当时在全球选聘这一职位时，除了提出需要拥有长年法律工作经验和国际组织经验外，还明确提出，能给出的报酬并不高。中国要慢慢学会当老大。面对各国对话语权的热情，如何将各成员国划分进各个选区，再按选区产生董事会席位，将是下一阶段面临的挑战。

可见外交切入点非常重要。亚投行随即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就出资比例、投票权等真问题将开始真刀真枪的谈判。

在此方面，有着美国的经验可循。相比起来，对中国来说，英国的加入并没有那么出人意料。

在受到各界严厉批评和欧洲国家的异议后，奥巴马政府原本坚决反对的态度也出现松动。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阶段展开多边外交的全新登场。

因此，严格地讲没有最好的标准，只有更好的标准。仅以欧洲为例，僧多粥少的局面已经出现。这在世界银行的董事会设置中也有先例，例如世行就为瑞士、俄罗斯和沙特设置了不需选举的特别席位。欧洲外交逆转 亚投行自2013年10月提出至2014年10月24日，有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国家作为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一位欧洲外交官对《财经》表示，亚投行在游说欧洲主要四国时，似有若无地暗示他们可能有取得董事席位的机会，这让英、法、德、意在宣布加入后进入新一轮的争夺。杜大伟强调，由于很难在国会得以通过，美国加入亚投行不太现实，但是美国完全可以从外面来协助亚投行的发展。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3月25日表示，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在亚行的12个常设董事席位中，日本、中国和美国是国家专属席位，不需进行选举，其他9个席位由划分区域成员国选出。

亚投行的总部将落成于北京的金融街。美国副财长南森•席茨（Nathan Sheets）提议，亚投行和世界银行或亚行共同对开发计划进行融资，如此可以确保维持高品质、经过时间考验的标准。